文｜李翊彤
攝影｜郝御翔
「電影裡不是常常有那種場面嗎？比如太空發生爆炸，大家要共同執行一項營救任務⋯⋯」團隊於是飛快地敲打鍵盤、緊盯數據，成敗之間彷彿時間靜止——隨後，危機宣布解除，眾人歡騰，彼此鼓掌擁抱。
「每次看到這幕我都會哭，屢試不爽。」黃惠偵自己講起來也覺得好笑，「這大概是一種對集體的過度期待吧。因為人要一起完成一件事真的好難，有時候也脆弱得不堪一擊。」
無論是自6歲起隨媽媽在牽亡歌陣工作，或是20歲後重新社會化、穿梭工運組織和抗爭現場，關於信任的模樣始終內建在黃惠偵的想像裡，渴望愛，渴望不義能被看見，更迫切需要明白自己倖存的意義。然而，人性有其軟弱，謊言、冠冕堂皇的虛偽，她看得太多。
超渡亡者的法師，卻難以擺脫縈繞自身的詛咒，舉起攝影機至今近30年，她覺得自己還沒完全死心。
從牽亡少女到持攝影機的人
國小三年級時，為了遠離父親家暴的陰霾，黃惠偵的媽媽帶著她和妹妹出逃中和家，連戶口名簿都沒拿。從此，失學女孩繼續跳牽亡維生，哪裡的房租便宜哪裡去。
想看書時，她會跑到金石堂，一站就是大半天；直到快成年，才知道這世界上還有圖書館的存在。「那時住在蘆洲，有一次經過家附近的頂好超市，看到二樓招牌寫著『圖書館』，我心想：不用錢又可以借回家，怎麼會有這麼好的地方？」
當資源匱乏到一定程度，人是很難想像未來的。「我媽自認對我最好的職涯安排，就是把我送去戲班學琴，以後好作文武場的樂師。」她還真的每天乖乖報到，只不過心思都在看戲，三弦學得力不從心。沒多久，指導的老師不幸過世，她也原地解脫。
彼時，20歲的她還是陣頭中心的前場舞者，那年也發生了好多事——黑道打電話來才得知媽媽欠了一屁股債，聯絡人填的是她的名字，世界毀滅。同一年，楊力州導演給了她影展的廣告單，啟蒙來得不早也不晚。於是，她靠自己存錢買SONY TRV900，跑去蘆荻社大學紀錄片製作，還因此結識了一群社運工作者。
嶄新的視野鋪展開來，這次她不想再跳牽亡了。
「小時候出陣見到的喪家都很客氣，老人家非常愛你，甚至會交代晚輩，死後要再找我們來表演。」然而，社會變化太快，舊時代的民俗祭儀漸漸在城市中失去棲身之所，「一旦惹得周邊居民不開心，他們就報警說我們妨礙安寧，也有人直接從樓上丟東西下來。」
直面真實與傷痕的鏡頭
黃惠偵當年有所不知的是，整個社會其實也變得太慢。慢到她往後數十年拿起攝影機投入各式運動，拍了又拍、喊了又喊，口號底下卻是一場又一場的幻滅——自詡進步派的人士成天炫耀自己睡了誰，處境同樣艱難的群體則彼此競逐資源——但這些最好都別說，因為總有人講，大局為重。
2008年她還在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工作，《八東病房》和《烏將要回家》先後記錄了在台移工的處境；同年她也開始拍攝三鶯部落，甚至把部落的人一起帶去聲援移工，「其實很多族人原本很討厭移工，認為工作機會都被他們搶走了。」幾度站在同一陣線，有沒有因此轉念？可能有，可能沒有。但，一場運動若曾鬆動人們的認知，就算最終沒有得到預期的成果，仍是某種程度的成功——哪怕是對惠偵而言，那些曾在抗爭路上相挺、踏實做事的人，也在某些時刻撐住了她，讓她知道，並不是所有理想都會落空。
女兒出生後，黃惠偵帶著她一起去三鶯拍片，去了幾次卻說不想再來。「有位受訪的阿姨跟她說『漢人都是壞人』，她不懂為什麼，自己明明沒有做錯事。」原住民土地被侵佔的不義，以及漢人世世代代所背負的原罪，難道一輩子只能這樣互相消磨嗎？「我覺得，轉型正義對我們而言之所以重要，是因為它如果沒有完成，我們的族群關係會一直卡在原地。」
何止是族群，家庭亦是。很多話再不說，遲早會憋出傷。
2016年，惠偵執導的《日常對話》將鏡頭對準自己與母親，談女同志、談家內性侵的創傷，也談那些從來沒說出口的愛。隔年，大法官作出第748號解釋，宣告不保障同性婚姻自由與平等已屬違憲。過去，自己的母親被指為變態，她百口莫辯，如今社會好像真的稍稍往前了；而那些年籠罩整個家庭的陰影，惠偵花了近20年的時間拍成一部電影，她想告訴媽媽：雖然很不舒服，但我活下來了——我希望妳也是。
曾經的她好糾結媽媽到底愛不愛她，有了女兒後一度想著沒關係，反正她會愛我——但，終究是治標不治本。舉起攝影機，焦距拉近再拉近，《日常對話》拍下母親好近的臉龐，那是渴望親密的距離，亦是傷痛除魅的過程，關於答案她已經明瞭。
「有一次我問女兒，這世界上妳最愛的人是誰？」睽違多年，彷彿有人輕巧解了那道咒，黃惠偵聽見她稚嫩而理所當然地說：「我最愛的人，是我自己。」
一件與客家羈絆的物件：交工樂隊《我等就來唱山歌》專輯
知道自己擁有一半的客家血統，但因為不喜歡父親，從前也沒打算要認同。1999年，交工樂隊成立，美濃反水庫運動如火如荼，惠偵買下專輯。「看到他們站出來反水庫，會覺得——這些人也太強悍了吧！不像某些講了一口好社運的假左派，他們是真的在實踐。」當年她剛投入社運，人在竹東涉世未深，聽著交工多少學一點客家單詞，有時也會聽到哭。「是交工讓我可以接受，自己有一半是客家人。」成為母親後，當女兒好奇地問：「那我是客家人嗎？」她終於能耐心而溫柔地給出回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