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｜温伯學
攝影｜苗嘉澍
圖片提供｜張國耀
抵達張國耀位於萬華的工作室，爬上二樓，迎面只見一隻鴿子在籠裡張望，仔細推開門，裡頭還有四隻貓咪紛紛在屋頂挑高、寬敞無隔間的攝影棚裡亂竄。
這住辦合一的空間，是他在台灣築起的窩。高中畢業，張國耀便離開吉隆坡，隻身移居台北求學、工作，轉眼將近 20 年過去，問起對故鄉的印象，他說：「最近比較困擾我的是，我對吉隆坡的記憶全都停留在來到台灣以前⋯⋯好像那是我的家、又不是我的家。」
近鄉情怯，不只因為景物飛速變換，也源自過去十年間父母的相繼離世。如今，除了五個同父異母的手足，他與馬來西亞的連繫已越來越淡，漂泊之中，只有攝影工作讓他安然落地，即使他鄉還未成故鄉，至少能繼續做著喜歡的事。
我們很難擁有自己的「客家」文化
大學畢業之際，張國耀憑藉系列作品《百歲》開始受到關注、一步步踏入攝影行業。工作中，他不時會遇見能和自己說客語的台灣人，親切之餘，也漸漸察覺，原來台灣的客家族群還有不同地域、系統的分別。
張國耀是馬華移民第三代，祖籍廣東惠州。他提到，雖然從小跟著外公、外婆說客語，但在馬來西亞複雜的種族議題下，「客家」做為當地華人的分支，難以再強調自身特色，更多的是因為族群交融而長出的新文化。例如，馬來西亞華人往往會在短短一個句子裡夾雜粵語、客語、英語、馬來文⋯⋯交錯的語言，便是不同族群融合的結果。
語言之外，許多代表客家的料理與工藝，也都是張國耀來到台灣之後才有機會認識。他回憶，兒時曾接觸到馬來西亞傳統「蠟染」，雖然與客家「藍染」相近，但那終究不是屬於自己的傳統，「我們很難從自己的文化出發，擁有真的很『客家』的東西。」
由黑白過渡到彩色的創作
張國耀還記得，剛到台灣的那陣子，家鄉的人們總會說，吉隆坡的發展比台北慢了十年、落後東京 20 年。然而實地生活的經驗，並沒有讓他感覺到時間的等差。
這些年，張國耀一路從新莊、板橋，搬遷到萬華，對台北自然產生了一份情，「我一直都覺得台灣的建築和街景很醜，但我並不會因為醜就討厭它，反而覺得這個『醜』很漂亮，至少在我的眼裡，它是非常亂中有序和有生命力的。」未能跟隨時代更新的街景、多種元素交雜的日常，都是張國耀的創作裡常見的面向， 從《百歲》、《菜市仔》到《青山宮》，皆捕捉了被遺漏在市井間的靈光。
他習慣透過相機的黑白色調切換精神模式，從要求色彩鮮明的商業案中逃逸。因與工作室所在地相近，大疫之際，張國耀開始拍攝《青山宮》系列作品，至今已進入第五個年頭。談到穿梭祭拍攝的心法，張國耀只說：「現場很吵，但在那裡拍照時，我自己是很安靜的。」廟會嘈雜的鑼鼓、陣頭、鞭炮，反而能將他從現實中抽離，靈魂出竅、進入心流。
有感於近年創作的機會漸少，張國耀新添購了一台方便隨身攜帶的富士相機，對他而言，富士招牌的底片模擬色，像是黑白與彩色之間的過渡，同樣不必是精準的 RGB，而有更多展現風格的可能。
在異鄉，想像一個「家」
在台北生活的時間，不知不覺已超過在吉隆坡生長的歲月，張國耀關心的議題也越來越「台」。訪談間，他叨叨絮絮拋出困惑：為什麼人口越來越少、房價卻越來越高？為什麼科技這麼發達，捷運萬大線卻像是永遠不會完工？
這些台灣人也答不上的話題，是他融入這個社會的證明，唯有一項——身為「外國人」，他無法享有參與政治的權利。然而，翻開張國耀琳琅滿目的作品集，在種種活動記錄，商品、空間拍攝中，赫然出現幾張政治人物的形象照，他解釋：「我覺得幫政治人物拍照，也是一種社會責任。希望我拍出來、掛在上面是好看的，而不是那種醜不啦嘰、妨礙市容的照片。」
張國耀用攝影在台灣安身立命，也試著藉之回饋給社會，但他仍難以將此處視作「家」。「如果沒有一個自己的空間，還是會覺得自己是局外人吧。」他心目中想像的家，是一處有庭院、陽台的屋子，一個能讓人落地生根的地方。
作為現代「隱形的客家人」，張國耀身上還帶著族群遷徙的古老痕跡，那是「客家」二字的由來，也是有別於節儉、硬頸等刻板印象，真實的生命歷程。
一件與客家羈絆的物件：媽媽留給他的物品
張國耀的倉庫裡不只收著攝影道具，還收著來台唸書期間，媽媽曾經給過他的各種用品——一把傘、一只行李箱、一個寄到學校宿舍的信封、一個蓋子已經不見的保鮮盒。在此刻台北的住所，他留下了與媽媽、與故鄉的各種聯繫。
